赵启正：在同一世界，妙对老外

发布日期：2007-9-3 访问601次
当我们第一次到国外旅行，当一位外国人初来中国，会经常遇到种种交流上的误解。这种障碍，很多时候是文化差异造成的，它不是一目了然，却时时处处存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以多年外事交往经验，结合中外日常交往中的实际事例，通过101个生动精彩的小故事，以“话说体”方式，生动地说明了对外交往交流中存在的文化差异。 

　　是感情的表达，不是哲学的思考 

　　2001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恰逢此时，德国柏林正在举办“第三届柏林亚太周”活动，中国是此次“亚太周”的主宾国。按照原计划，我们于9月14日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德国记者第一个发问：“中国人怎么看待德国人？”我答：“德国产生过许多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和科学家。有一位日本老人告诉我，他总觉得每个中国人都像是他的语文老师，因为他们认识的汉字比自己多。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总觉得每个德国人似乎都像哲学家。” 
　　记者的第二个问题是：“三天前，美国遭到恐怖分子的袭击。据说中国年轻人在互联网上表现出幸灾乐祸的情绪，为什么会这样？”我回答：“很少数的年轻人，显然联想到不久前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和中美撞机这类事情。因此，这只是他们一时感情的表达，而不是哲学的思考。” 
　　世界翻译家协会副主席黄友义先生评论这件事时说，以坦率的态度，合理地解释了一些年轻人不成熟的表现，成功地化解了外国人的误会。 

　　"一仆二主" 

　　翻译家杨绛（世界古典文学名著《堂吉诃德》的中文译者）说过，笔译者是“一仆二主”中的“仆人”，既要服侍原作者，又要伺候读者，二者兼顾，颇不容易。那么，口译者这个“仆人”就更难当。在特定的场合下，要反应迅速，还得准确，因为口译没有查阅字典和文献的时间，当个好口译者则更属不易。 
　　有一次，我在上海接待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我想在交谈时说：浦东的高楼大厦就像是五线谱上的音符，谱写出城市的交响乐。我怕这话不好翻译，事先和我方的翻译说了，她就提前准备了“五线谱”、“音符”等音乐术语。我与布什交谈时，由对方翻译主译，遇到这段果然卡壳了，我们的翻译及时地补充上去，谈话的气氛也活跃了起来。布什高兴地说：“如果我再年轻一点，我一定来浦东投资。” 
　　翻译者的成功其实就是说话者的成功。说话者要考虑翻译的工作难度，有意识地相互配合，才能实现理想的表达。其中要注意几点：尽量在讲话之前，把可能用到的专业术语告诉翻译者；说话语速要慢，因为汉语的句子一般比其他许多语言的要短得多，说快了，同声传译时，就不得不省略一些原话；逐句译时，三五句一停较为合适，长了就不好了。 
　　如果说话人懂些外语，发现某句话没有译准或遗漏了，最好的办法是用中国话再重复一下，给翻译者一个纠正和调整的机会；切忌当着大家的面就说“译错了！”之类的话，这会影响翻译者的情绪，容易接连出错。 

　　“龙头”是什么？ 

　　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向外国人介绍浦东开发时总喜欢说“以浦东开发为龙头，带动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 
　　龙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异动物，在汉语中“龙头”比喻带头的、起主导作用的事物。可是外国人对中国的龙很陌生，更不甚了然“龙头”是什么意思：是动力，是大脑，还是先锋？于是我们常说，以浦东开发为“引擎”（或“火车头”或“契机”等)，带动周围地区乃至中国经济的发展。用这样简单明了、中外共知的比喻，外国人反而容易听得明白。 
　　有时，我们也会这样描述浦东：“中国在发展中，需要加强同世界的对话，政治的对话通过首都来进行；而经济的对话则主要通过大的经济城市来进行。中国目前还没有纽约、伦敦、巴黎、法兰克福、东京那样的国际经济城市，在当前中国，上海最有可能成为这样的城市。为此，上海就得加强建设，浦东开发就是这种建设的重要部分。浦东就是像新加坡那么大的一块宝地，要把它建设成具有先进城市功能的新区。” 
　　我们有时还会说：“浦东经济就要起飞了，它已经在跑道上了，愿意上飞机吗？”这样，已大体说明了为什么要开发浦东和浦东给世界投资者所带来的机遇。 

　　“越发展越要谦虚” 

　　上世纪90年代初，我访问日本一个县（相当于中国的省）。其间，副知事（相当于中国的副省长）特意选择市郊的一个古老的庄园宴请我。据说这个庄园有100多年的历史，房屋中的字画和屏风上的文字都用汉字，其内容、书法皆为上乘。在这样的环境中谈古论今，自然十分亲切。离别时，他忽然对我说：“今后中国要领导亚洲了，日本不行了，那时还要多多拜托。”我回答说：“中国人均GDP只是日本的四十分之一（当时的数据），眼下日本经济只是增长速度放慢了，患感冒了，绝不是肺炎，很快就会好起来。”他说：“日元不行了，就要让位给人民币了———这是你们的一位学者说的。”我回答说：“这位学者可能是喝酒时说的吧！” 
　　的确，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一直保持了健康的发展。但直到今天，我们GDP总量只占世界的5%%，人口却占了21%%。虽然我们的经济总量是世界第四，但平均到十三亿人，排名就很靠后了。我们不要忘记邓小平同志1989年告诫我们的一句话：“我们不要吹牛，越发展越要谦虚。” 

　　“青山”“白铁”两依然 

　　2004年，我在与日本主流媒体论说委员（社论执笔）访华代表团座谈时，彼此直率地就中日之间存在的各种问题交换了看法。 
　　日本一位大报的论说委员说，中国政府和国民始终不能接受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人有对死者拜祭和尊重的传统，人死即成神，不追究生前做过什么。中国是否能从文化角度予以理解。 
　　我回答，两国在文化上确有差异。日本有多神信仰，我国也有敬逝者为神的；但在中国，只有伟人（如诸葛亮）或英雄（如关羽）才会被敬为神，而不能对所有的人一概而论。 
　　我接着说，大家去过杭州吗？西子湖畔有岳飞墓，那里有一副对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禅宗在日本也很流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意思是对改过的人要宽宏。但是，在靖国神社中的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并未自悟而放下屠刀。中国人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表示不满和愤怒，这是明白又单纯的感情和道理。会见结束时，一位日本论说委员，很客气地向我索要我解说时写在纸上的岳飞墓对联。我很希望他们能理解，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文化差异，而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是否持有正确的历史观的问题。 

　　出租车司机是城市的代言人 

　　在国际交往中，一次微小的体验常常会被放大为一种结论性的印象。有一次，我们到德国汉堡访问，租了一辆中型巴士，途中有人内急，德国司机立即就近找到一家大公司，与门卫说明情况，及时解决了问题。离开汉堡时，这位司机还唱了一首“再见歌”。他给我们留下了“德国人友善”的印象。 
　　到日本仙台市访问东北大学的集成线路实验室，路过鲁迅先生上世纪初留学日本的住处。出租车司机说：“这里不让停车。但你们是客人，停两分钟，警察不会罚我。”我们下了车，照了相，立即回到车上。鲁迅故居门前的没有磨光的花岗岩石碑，只有1米多高、20多厘米宽。日方陪同人员感慨地对我说：“这个石碑是不是小了一点！”这时日本司机说：“我可以说一句吗？也许像鲁迅这样伟大的人物用朴素的石碑，更显得伟大吧！”“日本司机的文化水平真高！”我不由自主地想到。 
　　1981年我第一次出访美国，离美时在去肯尼迪机场的高速路上，我们乘坐的小车被一辆大集装箱车严重追尾，车子完全损毁。这时，一辆出租车停下来，问我是不是换他的车去机场，还说可以送我受伤的团长去机场旁的医院。我说，谢谢你的好意，就忙着处理事故。我发现团长可能是因为脑震荡感觉头昏，于是我们决定乘随后赶到的送行朋友的车子返回市区。这位在一旁等候了几分钟的美国出租车司机说：“给我10元。”我说：“5元！”他坚持10元，并说“时间就是金钱”。我心想“美国人真计较钱啊！”那时，他说的这句话在中国还不流行，我因此印象很深。 
　　一个外来者与他初来乍到的城市对话，对话最多的人就是出租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堪称城市的代言人，是不是呢？ 

　　“吃不了，兜着走” 

　　在一次招待外商的宴会上，丰盛的菜肴，剩下很多，一条大鲑鱼未动一箸。宴会的主人说：“剩下好！年年有余嘛！”离开后，这位外商问他的中国雇员，为什么要把好端端的鱼浪费，还说“剩下好”？翻译费尽口舌，说明中国的“余”和“鱼”的谐音关系。外商仍旧不甚了然，只说了一句：“我倒真想把它带回去！” 
　　实际上，中国人在家一向是很节俭的，只是宴客时出手大方，可谓“待己从严，待人从宽”。那么，有没有私款从严、公款从宽的现象呢？ 
　　在英国爱丁堡，我参加过一个宴会，出席的人都是大公司的总裁。和我在一桌的几位，在吃完牛排后，个个都用面包蘸盘子里的残汁，面包吃了，盘子也擦干净了，他们以此为一种绅士风度，实在是习以为常的事了。美国人在非正式宴请后，会直言要把剩菜用盒子装回家。这种盒子称做“狗食袋”，他们也并不隐讳是带回去自己食用的，狗食袋的名实不符成了一种健康的幽默，美国的食品垃圾也因此只占垃圾总量的12%%（香港占1/3）。 
　　热情适度，务实节俭，是人类共同遵从的美德。中国的传统价值观更是如此。古语云：“俭，德之共（音‘洪’，意‘大’）也；侈，恶之大也。”老子竭力主张“去甚、去奢、去泰”，意谓做事不要太过、太甚，适可而止。“暴殄天物”一向为人们所不齿。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富裕起来了，“吃不了，兜着走”不能只用于隐喻别的事情，最好能回归这句俗话的本义。 
　　最近有两则报道，一则说，中国内地一大城市的两个餐馆实行了“吃光了，打9折”的奖励规则；另一则说，香港的十多家餐馆向顾客发出警告，准备实行“点菜过多，吃不完可能受到罚款”的处罚规则。一奖一罚，两种做法真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如果大家都“吃不了，兜着走”，两种办法也就都可废止了。 

　　上海机场劝阿翁 

　　1991年12月22日深夜，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领袖阿拉法特乘专机由越南飞往阿拉木图，原计划在北京机场加油，但由于北京大雪只得改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不巧，加油后上海机场突然大雾弥漫，他的专机不能起飞了。 
　　此时，苏联剧变和“独联体”成立直接影响到巴勒斯坦事业的前途。阿拉法特急于赶往阿拉木图，与正在那里开会的“独联体”国家的领袖们见面，了解情况并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他坚决要求“以革命的名义立即起飞”。 
　　我于凌晨3点赶到机场，一见面就不容商量地说：“我是上海市副市长。阿拉法特同志，飞机不能起飞。”他问：“为什么？”我答：“天气如此恶劣，就是江总书记也不能起飞。”他又问：“为什么？”我再答：“因为他是我们的同志和领袖。”他口气缓和了，“那么有一个条件，你陪我聊天到起飞。”他用谈判的口吻说。 
　　就这样，我们从中东局势谈到国际形势，一直聊到上午10点，长达7个小时而毫无倦意。他说：“工作最重要，相比之下睡觉就不那么重要。”“当初，我们决定‘土地换和平’计划时，我的一些同志不同意。我和他们一个一个地谈话，连续三天三夜没有睡觉。” 
　　上午10点，云开雾散，他上飞机前与我拥抱，说：“我在巴勒斯坦等你。” 
　　不久，他手书一函，对上海的接待和彻夜聊天表示感谢，并再次邀请我访问巴勒斯坦。 
　　时隔多年，我遇到了当时随行、后任巴勒斯坦首任驻华大使的穆斯塔法先生，他追忆说：“在上海虹桥机场那夜，阿拉法特非要雾中起飞不可，只有你能说服他———他可是一个从来难以被说服的人。” 
　　我相信，真诚往往是解决难题的一把钥匙。 
来源：新闻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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