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抄袭手段由剪刀糨糊升级为电脑互联网根除翻译侵权乱象需综合治理

发布日期：2009-8-21 访问2559次

翻译抄袭手段由剪刀糨糊升级为电脑互联网

根除翻译侵权乱象需综合治理

漫画／高岳

本报记者徐伟

年近古稀的翻译家王干卿又一次站到了原告席上。

前不久，王干卿状告中国戏剧出版社侵犯自己翻译的意大利儿童文学名著《爱的教育》一案，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审。

庭审前，王干卿用简单而坚决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心声：“从2004年至今，这已是我第十次和侵犯著作权的出版社对簿公堂了。尽管这种消耗战、持久战让我身心俱疲，但为了廓清译坛，我愿意一直呼喊下去。”

王干卿的案子绝不仅仅是个孤例。记者了解到，目前，引进版图书尤其是已进入公共领域的文艺作品重复出版的现象非常普遍，翻译出版抄袭剽窃之歪风盛行，并且侵权的手段越来越推陈出新，治理翻译乱象已到了不得不出手的时刻了。

山寨版“伪书”充斥市场

王干卿与中国戏剧出版社“过招”，其实已不是头一遭了。

王干卿告诉记者，中国戏剧出版社早在2004年就出版了多处抄袭自己版本的《爱的教育》，后来经过调解，以中国戏剧出版社赔偿经济损失2.4万元告终。

本以为有了第一次侵权后，中国戏剧出版社就此会罢手，没料到侵权之风屡屡袭来。2007年6月，该出版社再次出版另一版本同样是侵权的《爱的教育》。2008年1月，侵权本的《爱的教育》再次上市。

“第一次侵权时，我们就签订了所谓的‘君子协议’，被告答应售完库存的书后不再印刷，结果呢，一版一版接着出。”王干卿说，他们还改变策略，后来出版的书都不在北京销售。他也是去年去丹东出差，无意中在当地书店发现了侵权的版本。

记者了解到，1988年，王干卿首次将意大利作家德·阿米琪斯创作的《爱的教育》从意大利原版文字翻译成中文，此书出版后非常畅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山寨版《爱的教育》的出版，从2004年开始，王干卿翻译的《爱的教育》一本也没有卖出。目前，市面上同时流行的《爱的教育》同名不同社译本，竟有五六十种之多。

“《爱的教育》是我此生的呕心沥血之作，前后共花了12年之久。如不再强化监管力度，像《爱的教育》这样的引进版畅销书，极有可能遭遇‘灭顶之灾’啊蓖醺汕湎蛏缁岱⒊隽苏窳Ⅰ哪藕啊

抄袭手段不断推陈出新

“翻译侵权滥造何时休？”

在电话听筒的另一端，我国翻译出版界知名人物、《译林》杂志及译林出版社的创建人、首任社长兼总编辑李景端也发出了同样的感慨。

“我曾经在北京帮助季羡林打赢过著作权官司，也写过多篇文章建议治理翻译打假，但近几年不仅未见遏制，某种程度上甚至有加剧之势。”李景端告诉记者，翻译出版抄袭之歪风，手段不断推陈出新：

第一，以往抄袭靠剪刀加糨糊，如今有了电脑和互联网，不仅文字改动、拼凑大大方便，要检索已有的译本也十分方便。以海潮出版社2004年版《爱的教育》为例，其译者自称是“精通英文和意大利文的著名青年翻译家”，后经王干卿严格考证和查对，这一版本的《爱的教育》竟是从三个不同版本“攒”起来的。

第二，以“编译”、“编著”和“译写”等形式钻空子，随心所欲地大量摘抄别人的劳动成果。有的任意猜测取舍原文，牵强附会编造译文，更有甚者，别人的版本译错了，他也照抄不误。

王干卿曾经感慨地说过这样一段话：“默默望着案头摆放着《爱的教育》近三十个不同版本的盗版侵权书、‘伪书’、‘假书’、‘搭车书’及其他各类编译书，我除了感到无奈、无助和孤独外，心头还总会涌起一股酸楚和痛感。”

第三，从个体抄袭发展为团队造假。早期的抄袭者，多为草根无名之辈和个体书商，而时下的抄袭者，有不少是正规的出版社，然后层层发包给工作室，再由工作室雇用一伙年轻的大学生，在网上直接拼凑产生。

“有的出版社出版的20多种图书，居然译者都是同一个人，这不能不说是翻译市场一种奇怪的现象。”李景端说。

应当实行资格认证制度

翻译出版抄袭的歪风如果继续刮下去，带来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

“劣质翻译抄袭，造成个人知识产权得不到合法保护，长此以往，势必动摇人们对法律的信赖。”李景端说。

值得肯定的是，国家对于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正逐年加大。今年3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若干问题的意见》发布。意见特别指出，将依法加大赔偿力度，加重恶意侵权、重复侵权、规模化侵权等严重侵权行为的赔偿责任，努力确保权利人获得足够的充分的损害赔偿，切实保证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实现。

“我打官司并不是为了钱，而是希望有关部门能够重拳出击，真正把侵权盗版这种越来越猖獗的势头压下去。”王干卿告诉记者。

在李景端看来，翻译质量的优劣，虽然最终体现在图书上，但其成因却涉及许多部门。根除翻译乱象还需要出版管理部门协同相关部门进行综合治理。

“读者对译文诚信的依赖，要求出版社必须具备相应的资质，才能承担翻译出版的任务。新闻出版总署应制订翻译出版的资格认证制度，不能谁都可以出版翻译作品。”李景端认为。

“现在连馒头、粽子都有质量标准，有关部门能不能拿出精力，对精神产品订出相应的质量监督标准。”李景端建议，应建立翻译侵权滥造“实名问责制”。规定所有翻译作品，包括什么“编译”、“摘译”、“译写”等，都必须标出所据的外文版本，并署译者真实姓名。

“此外，要加重对劣质翻译的处罚力度。”李景端说，对出版劣质翻译书迟迟没有改进的出版社，管理部门应分别没收其不当利润、扣减书号、罚款、乃至停止其翻译图书的出版权。对盗版的翻译书，除大大加重经济处罚之外，还应以刑法第217条侵犯著作权罪、第218条销售侵权复制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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